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我到中國的第一年，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在天津南開大學學習中文。這座古老的工業城市曾在鴉片戰爭時期遭外國列強侵占，被迫開放為通商口岸。因此，天津市內的主要街道均為歐式建筑風格。
我們班的交換生是1979年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后赴華學習的第二批學生。當時，中國的大門剛剛打開，我們感覺自己像是先驅者。中國處于計劃經濟時代，每一個人的穿著打扮都非常相似：薄而寬松白襯衫，以及綠色軍褲。很快，我也入鄉隨俗，穿上了綠色軍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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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安志與南開師友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 |
某天，我和一個同學正在修理我們各自的自行車，他突然指向一個正在朝我們駛近的中國農民，他的自行車完全是用撿來的“垃圾”拼湊而成。這種中國人的節儉和聰明打動了我，他們在逆境里求生存的能力、資源匱乏仍能進行發明創造的能力，更令我驚嘆。
那輛自行車讓我第一次看到中國進行工業重建的潛能。在我眼中，它成為這個國家前行方向的隱喻。
那時，天津街頭沒有汽車，只有壯觀的自行車“洪流”，我也是自行車大軍中的一員。不過，街上有交通燈，在十字路口我們需要停車等待交通燈轉換。有一天，我騎車不小心闖了紅燈，很快被交警攔下，他要求我就違反交通規則當街公開認錯。于我而言，這是關乎文化認同的決定性時刻。我意識到當眾認錯會獲得一種別樣的尊重，它甚至還可以讓你與曾經無意中冒犯的人重新做朋友。
騎著自行車穿過天津的大街小巷、逛逛沒有貨品可賣的商店，這讓我覺得身處在那樣一個社會，金錢的意義實在不大。道德左右人們的思想，他們在意的是尊重。這也是自行車被攔事件給我的啟示，社會尊重大于個人態度。
記得有一次我買東西時多付了1毛錢，售貨員硬是穿過整座城市、找到我在南開大學的宿舍，為他的工作失誤向我道歉，并把多收的錢退還給我。還有一次，我騎車時隱形眼鏡進灰了，于是我進了街邊一家小店，借用他們的鏡子來調整隱形眼鏡。在鏡子里，我看到自己的身后聚集了一大群路人，他們都滿眼好奇地想看看我在做什么。有人問我，我是不是在變魔術，把自己的眼球拿出來又塞回去。
但類似的情景并沒有持續太久。中文課程結束后，我們這群外國交換生要離開南開大學了。學校為我們辦了一場送別宴會，宴會上剩下的食物被老師們裝進小小的鋁飯盒、塞到綠色軍用包里、挎在永遠也不合身的松垮白襯衫上帶回家。
我在黑市上賣掉了自行車，當時的我完全想象不到未來30年，自己會親眼見證中國人肩上的綠色軍用包如何演變成Prada、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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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老照片。龍安志攝。（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 |
（翻譯：諶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