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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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作者在香港一個法律事務所做中國貿易投資業務。（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 |
直到飛機接近香港，城市的燈光才復又出現。星星點點的燈光沖破黑暗，突然出現在遠方。從飛機窗口往下看去，啟德機場附近狹窄的街道被霓虹燈照亮，商店、餐廳和俱樂部通宵營業，這著實令人感到興奮，像是進入了一個新世界。
事實上，1987年以前，在香港鮮少有商人和專業人士真正看到大陸蘊藏的商機。當時，香港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一片繁榮，香港人在本土可以賺到大把的鈔票，他們無暇把目光投向中國大陸。
不過那個時候，香港有一小群美國律師把事業前程押注在中國的未來發展之上，他們相信中國打開國門、改革經濟體系，會帶來無限機遇。而我恰好是其中之一。我們這群年輕律師熱情高漲，密切關注中國大陸發生的緩慢但顯著的變化。英國和香港本土的律師，則將我們視作天真的理想主義者。
眼看亞洲其他地區迅速崛起，中國卻仍像是一個尚未醒來的沉睡巨人。每個人都在談論“亞洲經濟巨龍”，這些國家和地區采取“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中國臺灣省等，成效顯著。但中國大陸并未參與這股經濟浪潮。
（翻譯：諶融）
可以說，當時亞洲商界幾乎無人看好中國，大多數人認為十年后中國將面臨一個重大挑戰。1997年，香港將回歸中國，大家都心存疑問“如何讓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融入共產主義體系？”每一個人都對此感到困惑。那時，未來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中國大陸將香港回歸視作一個重大機遇，因為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將打開通往全球資本市場的一扇窗。香港回歸后，越來越多的中國國有企業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開展國際貿易和投資。從北京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來看，香港從一個低成本制造業中心崛起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經歷，將成為制定南部經濟特區發展策略的關鍵。1997年，香港從英國回歸中國，深圳羅湖狹長的邊界代表著無限的機遇。那時，幾乎沒有人能夠想到，中國將很快拾起適應自身條件和需求的經濟發展工具。
幾乎沒有人能夠想到，圍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復雜辯論很快就會結束，中國的經濟即將騰飛。上世紀80年代，大多數人都沒有預見到這一點。短短十年間，中國便擺脫了匱乏經濟；到2010年，中國更是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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