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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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合影（龍安志供圖） |
熱氣騰騰、香氣四溢的龍井茶被小心地端放在我們兩人之間的茶幾上，我詢問朱镕基總理制定重大經濟和財政政策時如何平衡利弊，以及在作出最終決策的關鍵時刻，他到底考慮的是什么？
朱镕基總理沉思片刻后，一如往常地給出直白的答案：“每個人都知道，經濟學中存在社會心理效應。我把它稱作羊群效應。”
坦白說，我原以為自己會聽到一些關于經濟學準則或者政策框架的理論說教。而朱镕基總理的回答非常切合實際。他讓我明白了制定經濟政策時心理影響的重要性。
1992年，朱镕基從上海市市長升任國務院副總理時，他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管理高速增長的經濟，同時控制通貨膨脹。
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經驗已經證明，應急性措施作為一項改革方法并不奏效。人們想要的是中國實用主義，而不是西方理論。中國需要自己的經濟模型。于是，中國領導人決定逐步推進改革，朱镕基稱其為“摸著石頭過河”。
此后，中國開始關注高經濟增長率。1998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在全國人大新聞發布會上承諾，任期內中國的年均經濟增速不低于8%。此后十多年，中國經濟保持了超過9%的年均增速。不過那時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由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些問題。
把市場概念引入中國經濟，傳遞出這樣一種信號，即一切都對商業開放。同時，它也不切實際地提高了人們的期望，大家都想要一夜致富。中國經濟的突然開放刺激了通貨膨脹，1993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高達21.7%。控制通貨膨脹成為中國的優先要務。
當時，朱镕基是主管生產和經濟的副總理，兼任中國人民銀行代理行長。這讓他能夠有效管控銀行和財政，同時利用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工具啟動一系列試驗，奠定融合經濟的基礎。
宏觀調控市場經濟的概念真正始于1993年6月，當時朱镕基提出了加強宏觀調控的13條緊急措施，再加上國家計委補充的3條意見，合并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即著名的“十六條”。這些措施將社會主義計劃手段與市場經濟的貨幣和財政工具結合起來，把這種務實框架運用到中國經濟轉型的方方面面。并且，這些措施奏效了。
朱镕基挑戰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并取得成功。華盛頓和歐洲的觀察人士感到驚訝，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觀察人士則感到驚喜，因為這場中國試驗為他們提供了另一種發展路徑。
“十六條”的成效顯著。到1995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下降至15%，一年之后再度跌至6.1%，經濟增速則成功維持在9.7%。1997年，通貨膨脹率同比下跌0.8個百分點，經濟增速為8.8%。1998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際記者招待會上，朱镕基總理解釋了其融合經濟政策的成功之處，并提出“三個確保”，即確保當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達到8%，通貨膨脹率小于3%，人民幣不能貶值。這“三個確保”給予中國人民以信心，讓中國下一階段的重大改革得以向前推進。
朱镕基一邊品龍井茶一邊向我解釋道：“如果人們懷疑你的政策，即便政策是正確的，它也難以實施，不會產生任何效果。”這是朱镕基想要說明的重點。經濟理論，如果只是為了證明某個理論，將會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劑毒藥。
在西方，我們有太多經濟理論是學者閉門造車弄出來的，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幾無關聯。如果人們不買賬，或者無法被某個政策決定充分激發動力，隱藏在政策背后的經濟理論就是無用的。
(編譯:諶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