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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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三）帶領規劃與保護外國專家團會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何魯麗[龍安志供圖] |
老北京有一句民諺：“大胡同就有三千六，小胡同多如牛毛數。”
隨著北京跨入新世紀，這座古老的都城掀起一股建設熱潮，一條條高速公路從無到有、一棟棟摩天大樓拔地而起，這讓我擔憂北京可能會在一片塵土飛揚里丟失其獨有的文化遺產。未來幾年的城市發展壓力將產生巨大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需求，遠遠超出那個時候城市規劃者的想象。
周日的早晨，我會坐在好園院子里的果樹底下，一邊品茶一邊思考眼前這些變化及其造成的影響。我們應當如何在中國熱火朝天的經濟發展和文化遺產丟失產生的社會成本之間取得平衡？坐在這座北京四合院里的安靜時刻，中國建筑及文化的力量和深度讓我有了新的想法。
每一座四合院都有一個“Z”字形的入口，四合院正中心的花園是人們活動的地方。院子里栽的果樹象征著家族繁榮、人丁興旺，所有的門和窗都面朝院子向內開。至于誰住在哪間屋子里，都需嚴格遵守傳統禮制，四合院的主人，主人的兒子、女兒，以及家仆所住房屋的格局及建筑高度都不相同。所有這些都是嚴格按照儒家秩序安排，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每一座四合院的某個地方都藏著一扇神秘的后門。這與美國的房屋截然不同。在美國，都是一棟房子坐落在一片大草坪的中心位置，從街上經過的每一個人都能看見屋子里發生了什么。透過大大的窗戶，可以清楚地看到客廳。走進大門，面前即是樓梯，直達樓上的臥室。所有人都在廚房里活動。車庫里可以停下至少兩輛車。
整個九十年代，地價飛漲，開發商們推倒舊式建筑，建起一座座新的寫字樓和商場。看著眼前的這一切，我依舊相信可以保護本土文化，并且可以用經濟持續發展作為推動力來實現這個目標。
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通過小型企業的努力來發起一場社區運動，進而給社區注入新的活力。于是，我決定試一試。
我決心通過行動來展示如何使社區恢復活力。我開始在每個周末騎著自行車在老城里轉悠，希望能夠買下一座四合院進行修復。我開始的想法很簡單，覺得即便只有一個示例成功了也可以產生多維度的影響。我是第一個購買四合院的外國人。我想要至少保存一點北京的歷史遺產，卻在無意中開創了一種社區發展模式。
一天，我正忙著四合院的修復工作，得到消息說有人在北京郊外的一個村子里發現了古舊的雕花屏風。我一路找過去，看到蒙著厚厚灰塵的雕花屏風被隨意地丟棄在農舍的地面上，其中有些已經破損。這些屏風看上去古色古香，雕工精湛。在另一個世紀里，它們可能裝點過某個達官貴人的府邸。賣家解釋說，地產開發商拆了一棟舊樓，只有這些屏風被救了下來。
每一扇屏風上都刻了一個漢字，善、道、禮、仁等等。后來我明白了，屏風上刻的是中國古代的十大核心價值觀“五常五德”——仁、義、禮、智、信、忠、孝、節、勇、和。
接下來的五年里，我翻新了三座四合院，在每一座四合院里都做了一點小生意。并且，我的做法很快被他人仿效開來，整個社區的面貌發生改變，古舊的民居里“生出”精品酒店和餐廳。
南鑼鼓巷以這樣一種方式逐漸演變為商業區，在原有的民宅外圍，借助古色古香的傳統建筑，開了許多獨具特色的酒吧、咖啡廳、餐廳和商店。東四社區的發展軌跡與南鑼鼓巷類似，不過東四的整體氛圍更加安靜，這里集聚了許多電影、動畫周邊商店以及電影制作工作室。
北京政府密切關注并深入研究上述演變過程。王岐山擔任北京市長期間，經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出臺文物保護政策，東四社區被納入文物保護范圍。我從沒想過我們會打贏這場戰役，而這證明了務實的理想主義是可以奏效的。
很快到了2018年，東四社區會定期邀請我作為顧問為社區改造出謀劃策。當地政府下大力氣保護古建筑，東四社區正在經歷一場改造，不是中產階級化，而是一種帶有強烈的回歸歷史遺產意識的修復，回歸北京的歷史遺產。
顯然，這反映出根植在中國歷史遺產深處的一種再發現意識。這對于國家未來堅持自己的價值觀推動發展進程至關重要。一棵大樹唯有根深，其枝葉才能伸向高處而不懼風雨。倘若根淺，一陣強風即可將大樹吹倒。
(編譯:諶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