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世界銀行標準劃分，人均國民總收入超過12236美元的國家屬于高收入經濟體，例如美國、西歐和日本；人均國民總收入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間的國家屬于中高收入經濟體，例如土耳其、俄羅斯、巴西和中國。
2010年初，中國進入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力較大。首先，中國目前的增長速度前所未有。其次，經濟結構調整進程穩步推進，從依賴投資和出口增長的模式逐漸轉向消費和創新。第三，新的增長目標表明，政策制定者已經適應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第四，地方政府債務“去杠桿”進程穩步推進，此舉將使中國經濟保持較長且持續的增長。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在國際環境“新常態”背景下，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與中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相矛盾，中國制定的中期政策必須應對這些挑戰。
中國正在實施有別于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結構性改革，而該政策在其他國家卻難以推行。美國兩黨紛爭不斷，一些政策制定者寧愿政府“關門”，也不愿制定一個可信的中期削減債務計劃。主權債務危機使歐元區陷入巨大的混亂，單靠周期性的復蘇難以解決結構性危機。五年來，盡管日本向金融系統注入大量資金，卻未能實現其通貨膨脹目標。
在中國，經濟改革是實現經濟再平衡的核心。到2020年，經濟改革將使剩余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正如中國依靠創新戰略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發揮主導作用。
適當政策與錯誤方案的辨別能力對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十分重要，原因如下：
首先，歷史上有過前車之鑒。發達經濟體從低收入經濟體轉向高收入經濟體需要耗費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然而，發達經濟體中的一些國家卻希望當今世界新興經濟體在幾年內完成。因此，正當拉美國家嘗試采取這種戰略時，陷入了“失去的十年”的困境。
其次，從人口規模上看。發達經濟體熱衷于向新興國家炫耀英國和美國工業化的成功，并聲稱工業化是新興國家發展的藍圖。而英國在開展工業化時人口才三千萬，美國當時人口也只有四千萬（如今上海和廣州人口的總和）。由于人口規模較大，這種自由放任政策在新興經濟體成效甚微。
從區域層面上看，中國沿海富裕大城市中的一些地區已經進入高收入階段，而國民經濟仍處于轉型期。因此，我們不應該把中國與已經實現工業化的英國和美國相提并論，而是要考慮一個問題：從英國第一個工業中心到羅馬尼亞農村地區，歐洲需要多久才能實現工業化？比如，羅馬尼亞25％以上的人口仍然依靠農業發展。
如果歐洲周邊地區（人口只有中國大陸地區的一半）經歷兩個半世紀的時間也沒有實現工業化，為什么中國要在三十年內實現呢？
第三，從資金方面上看。發達經濟體幾乎在工業化之前就已經十分富裕，這并非得益于民主和自由市場政策，而主要是依靠早期的產業保護、貿易保護主義、殘酷的殖民主義政策下富裕起來的帝國政權。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和美國的人均收入達到了俄羅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巴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左右、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和印度十年前首次達到的水平。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秘訣是避免利己主義的發展理論。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不斷提高新興經濟體的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真正的任務。
關于作者：丹?施泰因博克（Dan Steinbock），Difference Group創始人，美國印中美研究所國際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訪問學者。
（編譯：聶秋雯；編輯：齊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