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盛行的觀點是過去的一孩政策就如同水壩一樣，抑制了潛在生育力的釋放。因此很多人都以為只要這個水壩開閘放水，就會帶來一場嬰兒潮，從而提升出生人口數量，幫助中國應對老齡化和勞動人口萎縮等相關挑戰。
因此，很多人對中國社科院上周發布的《綠皮書》頗感意外。該《綠皮書》稱如果中國當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持續下去，中國將從2028年起面臨人口負增長。而最近數據則顯示，盡管二胎出生人口數量仍遠不及預期，但似乎有所增長。不過，這種增長被一胎出生人口的大幅降低所抵銷。總之，二孩生育政策的效果似乎顯得有些微不足道。
政策不足以左右生育模式
有人之所以對效果不及預期感到意外，是因為一直以來在大家的心目中，政策是中國近代引導生育模式的唯一手段。但他們卻忽視了在過去40年來中國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發生的深刻變化。和東亞其它地區一樣，中國的直接生育成本往往高的驚人，而同樣重要的一點是，生育對職業發展，尤其是對女性的職業生涯，造成的間接成本也常常更為高昂，足以影響到生存狀況和檔次。
這些因素都對育齡夫婦決定是否生二胎以及組建家庭產生影響。從更為基礎的層面來說，中國的婚姻（以及首次生育）總體上要比其它低生育率的國家要早。和幾乎所有其他工業國家一樣，中國的結婚和首次生育年齡預期將有所增加。
在這種背景下，即使中國出臺了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由于步入婚姻年齡的提升，預計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總體生育率（以及出口總人口）也很有可能保持低位。
由此，便不足為奇了。
這個結論相當徹底了。
不過，針對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綠皮書》，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易富賢和北京大學經濟學家蘇建的觀點廣為流傳：“曾經占世界總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偉大國家，由于其錯誤的人口政策，正不斷衰退為老弱人口占據主力的人口小國。”
基于出生人口比預期減少幾百萬的現狀，這個結論可謂有些大膽。到2030年，預計中國70歲以下的人口將達到12.2億人，而70歲以上的人口則可達到1.51億。這真的會是一個“正不斷衰退為老弱人口占據主力的人口小國”嗎？
而所謂的“弱”又從何談起？自1950年以來，中國的人均壽命幾乎翻了一番，預計到本世紀中葉將再延長4年。盡管目前吸煙、飲食和污染影響等問題仍然存在，但至少從死亡率上來看，中國人口的健康狀況有所提升，這點基本毋庸置疑。
目前有關中國的論述都基于人口決定論，是一種二維的世界觀——其實亞太其它地區的情況也大同小異。老齡化被看作是一個由低生育率所“導致”的問題。除非提高生育率，否則我們就將在這場“銀發海嘯”中不斷掙扎。
但是這種“平面化”的世界觀于事無補。生更多的孩子來“修復”老齡化問題是個非常拙劣的對策。相反，對目前我們關心的養老、醫療等體系進行改革，以及提高勞動人口參與度和生產率才是更為行之有效、立竿見影的“良藥”。而中國目前正在實施這一體系性“路線”上占據有利位置。
保障增長的更有效方式
隨著科技和創新的進步，通過固定資本投資使創新沿著價值鏈上移尚有很大空間。在人力資本方面，中國的年輕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技能水平更佳，但畢業生失業率及未充分就業率依然高企。與提高生育率相比，激活這部分年輕人力資源，盡可能發揮現有人力資本的價值，才是保障增長并緩解老齡化問題的更有效方式。
最后，我認為前文所提的易富賢和蘇建有關“錯誤的人口政策”的觀點中的最后一部分能夠顯示作者的動機。而對于中國的人口困境，似乎總有一種幸災樂禍的情緒——中國的（經濟）對手以及反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批評者們得以趁機團結起來。對前者來說，我認為利于中國的很可能也利于如今互聯互通的世界，至少有利于當地地區。而對后者來說，我一直以來的觀點也是計劃生育政策即使不會一朝一夕就取消，但也應有所變化，進一步放松。
不過，我也明白過去只能代表過去。不管我們對前輩作出的決定的觀點如何，我們也無法改變。我們能做的只能是從中學習，并針對其產生的后果采取相應措施。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副教授。
（斯圖爾特·吉特爾-巴斯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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