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這已經成了官方消息：全球的工薪階層被甩在身后了。國際勞工組織最新發布的《全球工資報告》顯示，除了中國之外，2017年全球實際（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工資增幅僅為1.1%，明顯低于2016年的1.8%，創下2008年以來的新低。
在G20發達經濟體中，2017年的實際工資平均增幅僅為0.4%，遠低于2015年的1.7%。美國的實際工資增幅為0.7%（2015年為2.2%），而歐洲整體工資增長則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拖累下陷入停滯。德國和美國的工資增速放緩尤其令人感到驚訝，因為前者的經常賬戶盈余擴大，后者的失業率下降、勞動力市場吃緊。
新興市場2017年的平均工資增幅為4.3%，表現優于G20發達經濟體，但仍低于2016年的4.9%。亞洲的實際工資增長最快，這主要歸功于中國和一些較小的國家，比如柬埔寨、斯里蘭卡和緬甸。但總體而言，亞洲經濟體2017年的工資增速放緩。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情況更加糟糕，其工資水平不增反降。
此外，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指出，2017年工資增長和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差距仍然很大。在許多國家，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占國家收入的比重依舊低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近年來全球工業產量出現復蘇，為什么大多數國家的勞動條件沒有得到相應的改善？
這并不能完全歸咎于貿易和科技因素。當然，擁有大量剩余勞動力的經濟體進一步融入全球市場，再加上對智能化和人工智能的依賴程度日益增加，這削弱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將勞動力需求轉移至一些有限的行業。但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釋工資增長乏力的原因。
勞動者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真正原因與其說是經濟上的，不如說是制度和政治上的。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一直廣受認可的勞動權利越來越多地遭到立法和法院判決的踐踏。比如，政府出臺政策，只注重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使得雇主的利益高于勞動者的利益。同時，政府強化財政整頓和緊縮，阻礙了能夠擴大公共就業和改善勞動條件的社會支出的增加。
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左右了許多國家的經濟政策，導致大多數工薪階層無法從經濟增長中獲益。但這并非不可避免。畢竟中國在發展貿易、推動人工智能和機械化的同時也實現了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上升。
中國的成功或許可以證明已故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威廉·阿瑟·路易斯提出的一個經濟模型的正確性——生產力更好的新行業的就業能夠吸收剩余勞動力，并推高整體工資水平。不過，更確切的解釋是，中國通過出臺系統性的國家政策，改善了勞動條件，進而增強了這一模式的效力。
由此，2011年至2018年，中國的平均名義最低工資幾乎翻了一番。同時，中國還擴大了針對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形式，實施旨在促進創新和生產力提升的工業政策，從而提升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既然中國能夠在全球工資增速放緩的大趨勢中逆勢而行，其他國家也應該能夠做到。各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應擺脫新自由主義范式，如果勞動者要再次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政府將需要開始施行更加進步的政策。
幸好，國際勞動組織、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以及美國和英國的一些政界人士，已經開始關注這一議題。但是，要確保經濟服務于社會大眾，將需要更大的推動力。
（本文作者為印度尼赫魯大學經濟學教賈亞提·戈什）
（Jayati Gh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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