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少年昨天刑滿釋放 看守所門口接他的是法官 法官買好車票送他返鄉過年
今天上午8點多，通州法院刑二庭庭長衛丹接到了來自遼寧丹東的電話，懸了一夜的心終于放下。張銳(化名)的父親在電話中說：“孩子已經出站了，請法官放心。”
因為盜竊同事的6部手機，張銳“十六歲的花季”中有7個月是在通州看守所的鐵窗里度過的，昨天刑滿釋放，家人因身體和經濟條件所限未能來京接他。當初給他定罪判刑的法官衛丹和同事們則提前給他買好了火車票、羽絨服，將他送上離京的列車，回家過年。
昨日現場
16歲少年偷同事6部手機被判刑7個月
昨天中午，北京火車站廣場西邊的臨時身份證明辦理處外面，張銳排在長長的隊列當中，一米九五的個頭足夠醒目。去年5月，高一休學的他來到北京打工，兩個月內連續盜竊同事6部手機，因手機價值9000多元，他以盜竊罪被通州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此時，他剛剛16歲。
“工作的那段時間沒開過支，過不下去的時候找領導要求‘預支’點工錢，也只能拿到一二百元。”張銳低著頭跟記者說。可平時同事們在一起也要吃吃喝喝，要有一些交往，去年5月18日，幾乎身無分文的張銳將目光瞄向了同事的手機，第一次下手是在公司宿舍，偷走了同事的一部手機，兩天后又偷走了另一人的。6月初，他在同事們睡覺的時候，接連偷了兩名同事的手機，得手后他馬上想辦法把贓物便宜賣掉。正在暗自慶幸“來錢容易”，他卻在6月底再次下手的時候，被警方抓獲歸去年。
去年11月6日，通州檢察院對張銳提起公訴。主審他的刑二庭庭長衛丹了解到，張銳父母離異，在家務農的父親身體不好，干不了什么活兒，家中經濟拮據。在張銳這個叛逆的青春期里，來自家庭的教育、管束基本處于缺失狀態。法院審理后認為，張銳構成盜竊罪，但由于犯罪時尚未成年，加之到案后認罪態度良好，從輕判處其有期徒刑7個月。
通州法院刑二庭庭長衛丹說：“他是春末夏初來的北京，盛夏就進了看守所，現在刑滿釋放要離開的時候，正好天寒地凍。我們提前了解了一下，他的父親因為身體和經濟的原因不能來接他，北京又沒有任何親戚，難道就讓他穿著單衣，身無分文地回歸社會？”
在通州，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由刑二庭負責審理，法官為每名未成年犯都制訂了相關檔案，記著他們的刑滿出獄日期。考慮到張銳的實際情況，加上刑滿的時候正趕上春運一票難求，法官在他臨近刑滿時，已經提前幫他買好了大號的羽絨服，預訂了返回遼寧丹東老家的火車票。
法官帶著羽絨服等在看守所門前接他
由于宣判后所剩刑期不長，張銳在通州區看守所里服完了刑期。昨天上午11點，他離開了這個他來到北京后待的時間最長，也最熟悉的地方。走出大門，看到門前等候著他的幾位法官，他頗感意外。
法院專門派了一輛車，將他送往北京站，到車站后才意識到，由于沒有身份證，他還進不了車站，又趕緊去排隊辦理臨時身份證明。
記者問他回家之后打算干點什么，對未來有什么想法，滿臉稚氣的張銳遲疑了一下，說：“我學籍還在呢，看看學校是不是還愿意收我，至少先拿個高中文憑吧，然后再出來打工。”他沒有提到是不是會去現場看一場CBA他家鄉球隊遼寧隊的比賽，看看他最喜歡的郭艾倫，雖然曾經的他，是那么熱愛籃球。他對記者說，自己的父母早就離婚了，他和父親生活。現在父親住在當地的養老院里，沒什么收入，平時只能靠親戚們幫襯。
記者又問他怎么回看自己9個月的北京生活，這次他沒猶豫：“犯罪了就是犯罪了。進去之前，什么也不懂，看見人家的東西能換來錢，就拿了。現在知道錯了，以后不會了。”
此時衛丹法官撥通了張銳父親的電話。衛法官介紹了張銳現在的情況，叮囑他火車到站的時候一定要去接站，親手把孩子接回去。記者發現，張銳父親對孩子沒用自己的號碼撥過來電話很關注。張銳說，在他被抓后，手機也被扣押了，離開看守所時走得太急，把這事兒忘了。此后的通話中，張銳父親屢屢提到這部手機。衛丹安撫道：“我們回去之后，馬上跟派出所和看守所問一下這個事兒。”
辦好了證件，即將分別。衛法官把張銳拉到身邊，不停地囑咐，“回去好好上學，或者學門手藝，有了一技之長再出來找工作。”百般叮囑之后，張銳拎起法官給他買的一路上的吃喝，裝好幾本法院編輯的普法書籍，轉身走向了進站口，短短的排隊時間里，他連續三次回頭，向法官揮手作別。
法官心愿
讓更多迷途少年成為“運河啟航”計劃受益者
張銳無疑是通州法院 “運河啟航”計劃的受益者。2017年7月，通州法院“運河啟航”計劃正式運行，它包括“一個微信訂閱號，兩部檔案，三封信，四個課堂，五個陣地”等，引導犯罪的未成年人棄惡向善，重新回歸社會。
衛丹告訴記者，在法官的電腦里，都存著所辦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信息，詳細記錄著被告人的情況。法官會在重要節點及未成年犯成年日、生日、刑期結束及時進行回訪，從而有效建立個案幫教追蹤制度。
記者注意到，“運河啟航”項目中，“兩部檔案”的內容相當關鍵。據介紹，這兩部檔案，一部是民事案件未成年人關護檔案，一部是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幫教檔案。其中，民事案件未成年人關護檔案通過記錄民事未成年當事人年齡、家庭情況、案由、判決結果等信息，為法官開展后續跟蹤回訪提供便利，并將具體關護工作整理成冊。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幫教檔案通過記錄未成年被告人罪名、年齡、刑期、緩刑考驗期、服刑地點等信息，提示法官及時開展幫教工作，并將相應幫教措施整理成冊。
衛丹說，根據法院的調研，“家庭功能弱化”是青少年犯罪的一個重要誘因，而且不完整家庭或重組家庭尤其容易產生畸形的教育。“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背景有很多相似之處，父母一方或雙方外出打工的，占比42.4%；自己離家打工的，占比52.5%；離異單親背景的，占比23.2%。家長要么是欲教無能，根本就沒能力管教孩子，要么是疏于管理，根本不想著管理。這種情況下導致未成年犯罪的，占比40.8%；當然，在全部案件中，還有12.8%是父母對孩子進行暴力管教的，有8.8%是父母過度溺愛的。”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與心理咨詢服務中心主任宗春山認為，在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上，“家庭沒有監護能力”是個無法忽視的原因。“對已經走錯了路的孩子，他們離開看守所、離開監獄，如果面對的還是冰冷的家庭生活，那么今后繼續走錯路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因此，未成年犯回歸社會，送到哪里去，最后交給誰，才是真正需要解決的“最后一公里”。
宗春山說，“法官的這種做法，讓這個未成年人不至于在走出看守所大門時，面對茫茫天地無所依靠。但是他離開了北京之后又怎么辦？他的老家會不會有社會組織、有司法部門持續地幫扶關愛？”他呼吁，建立一個良好運行的協調機制，能夠把政府和民間的力量統籌起來幫扶關愛迷途少年，而且這樣的機制要在全國都能通行。本報記者 安然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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