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生活在東亞的我們，對于日韓之間的矛盾想必并不陌生。
從去年年底開始的這一波沖突，從“火控雷達照射事件”引發的口水戰開始，逐步升級，愈演愈烈，直到日本和韓國互相把對方踢出了自己的“貿易白名單”，韓國終止了《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這波對抗已經從經濟領域蔓延到軍事領域，時間跨度之長，涉及范圍之廣，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那么，日韓這次到底為什么互掐？
事情要從一樁陳年舊案說起。
去年10月，韓國最高法院審理了一樁舊案，案件是說在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的時候，一家鋼鐵廠征用了當地韓國人給日本人打工。那個年代日本侵略者在朝鮮半島盡干些燒殺搶掠欺負女同學的事兒。
對待勞工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壓榨剝削克扣工錢等違反《勞動法》的行為估計天天上演，現在幸存的韓國勞工聯合起來狀告日本新日鐵住金（當時那家鋼鐵廠為其前身）要求賠償各種損失。
韓國最高法院經過了認真地調查取證后，給出了終審判決，判處日本新日鐵住金賠償四名韓國勞工每人1億韓元（約62萬人民幣）。
這些錢對于新日鐵這種大企業來說雖然沒有多少，但是事情一出，日本各界嘩然，反應激烈。
新日鐵首先表示這個錢他們不賠。
緊接著日本政府從外相，到官房長官到首相依次出來各種抗議，指責韓國政府不講信用，說這個事兒在1965年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里都寫得清清楚楚：日本通過向韓國提供3億美元無償援助、2億美元有償援助，以及3億美元商業貸款，“一次性解決”所有類似的糾紛和受害者索賠問題，沒有后續連帶責任；現在韓國最高法的這個判決是違反國際法的，動搖了日韓關系的根基。
按道理，作為一個現代國家跟別國簽了政府間的正式協議就不該反悔、翻案，但是文在寅政府為什么要推翻這一份協議呢？
這就不得不說說韓國政治的“左右之爭”，從韓國左翼的角度來理解這背后的邏輯。
了解東亞政治的同學可能知道，日本的自民黨屬于右翼勢力，是大企業和大財團的代表，通過搞小圈子，精英政治，權力世襲，在長期的斗爭過程中已經壓制了國內左翼勢力，穩定地掌握了日本國家權力，日本外交基本體現的是日本右翼的訴求。
而不同于日本，韓國左右翼之間的斗爭可以說是“勢均力敵”。
韓國的左翼又被稱為自由派，代表中下層階級的利益，善于搞群眾動員，有著“親朝反日”的傳統。
從1997年金大中成為首位左翼總統以來，經歷盧武鉉，掌握國家權力長達10年（1998-2008），目前在位的文在寅于2017年借助樸槿惠政府的政治丑聞上臺，是第三位左翼總統。
而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時間，韓國政權都是由同樣代表大企業和大財團利益的右翼勢力或者叫保守派把控。
既然斗爭“勢均力敵”，那么作為左翼當權的文在寅就要利用一切機會打壓對手。他一上臺便利用總統身份清算了樸槿惠集團，不承認樸槿惠與日本簽署的《韓日慰安婦協議》，并把矛頭對向了1965年樸槿惠父親樸正熙與日本簽署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上。
其一，從左翼文在寅的角度來看，右翼代表樸正熙原來是日本侵略者的一員，在偽滿洲國當過少尉，與后來日本當權的右翼算是曾經的同事，因此他給日本的賠償價格有“打了折”之嫌。
其二，樸正熙在得到日本的賠償之后設置了很高的門檻和很多的障礙，最后導致只有8000多名韓國普通民眾領到了少量賠償，而大部分資金都被樸正熙用于支持大企業和大財團發展經濟。
其三，樸正熙在和日本簽署協議的時候故意以英文為文本，而對國內發布時用韓語，并刪掉了有關“最終解決”的條款，直到樸正熙死后26年的2005年，韓國政府才公布協議所有內容，認可了日本已經“買斷索賠權利”。因此，對于韓國左翼來說，1965的協議是日韓兩國右翼的私下交易，從談判過程，內容和執行上都無法接受。
盡管文總統可能覺得自己占盡了理，但是國際政治從來不是講道理的地方，這里講的是實力，而他想推翻的《日韓請求權協定》和《韓日慰安婦協議》無疑惹怒了一個比自己根基更穩，國力更強的安倍政府。
今年7月，日本政府突然宣布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有沒有感覺很熟悉？——加強管制出口韓國的半導體制造原料，其中包括三種主要的原料：用于刻印半導體回路的光刻膠；用于去除半導體不純物質的氟化氫和用于折疊手機和折疊屏幕的關鍵材料氟化聚酰亞胺。
日本選擇的這三種原料非常講究：
一是日本對這些原料的市場有絕對的控制權，部分機構分析日本的市場占有率或高達90%以上；
二是三種材料都不易存儲，一旦斷供，韓國半導體產業將無法承受。
目的也很明確：就是用經濟制裁來逼迫文在寅政府在歷史問題上讓步，承認之前達成的協議。
在宣布了限制出口的決定之后，日本政府開始在國內有模有樣地推動這個決定，舉行聽證會，讓議員們表決投票，最后決定將韓國從自己的貿易白名單中踢出去。
踢出白名單意味著從此以后韓國向日本購買的除了食品與木材以外的幾乎所有商品都要先進行更加嚴格的申報和審批，原則上每份訂單都需要日本當局許可后才可以向韓國出口。
眾所周知，如果在貿易中加入復雜的行政審批環節，將會大大降低貨物的流通速度，嚴重影響貿易的利潤。
這也是為什么包括我國在內的各個國家都在想方設法地減少審批流程，降低貿易成本，日本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是看準了韓國倚重大企業半導體產業的經濟模式，一把掐住了其經濟命脈。
事情一出，韓國政府和民間不斷用各種方法表達抗議，多地爆發了“抵制日貨”的游行，要求日本收回成命，并且把日本也踢出了自己的貿易白名單。
在8月結束的東盟外長會上，作為美國的共同盟友，日韓兩國的外交部長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撮合下強行坐到一起，試圖緩和一下沖突。
但是兩方并沒有給美國人面子，最后不歡而散，回去后還各自表態說了狠話，美國的斡旋失敗了。
貿易的本質是彼此之間的供需關系，都是拿自己多余的換自己需要的，貿易在滿足雙方需求的同時讓社會分工以最低的成本發展，但是自由的貿易只是一個理想追求，國家之間避免不了競爭，資源總量是有限的，因此貿易就難免受到政治的干擾。
受日韓貿易沖突的影響，據韓國進口車協會數據顯示，7月韓國新登記日系車同比減少17.2%，日系車在進口車市場所占份額同比下降2個百分點。另外，韓國的中小型便利店和超市已經出現了下架日貨的勢頭，據媒體報道韓國參與抵制日貨的零售店超過2.3萬家。
同時，韓國人赴日旅游的人數也大幅縮水，據韓國國土交通部數據顯示，韓國民眾7月16日-30日赴日本旅游的人數為46.7萬，環比跌幅達到13%，日韓之間的機票價格最近也降到了10美元以下。
對于文在寅總統來說，未來一段日子注定是艱難而痛苦的。
一方面，文雖在半島問題和外交事務上有所作為，但最終決定其能否繼續執政的還是經濟，而韓國近來經濟形勢并不樂觀，失業人數創歷史新高，若日本繼續制裁，韓國經濟將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黨派政治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逆民意而動即使是正確的，也一定會下臺，在韓國民眾反日情緒高漲的現在，在歷史問題上讓步對文總統來說可能并不是一個明智之舉。
那么日韓之間的沖突對地區形勢和我國會有哪些影響呢？
同為美國在東亞的盟國，日韓之間的沖突從經濟領域蔓延到軍事領域首先影響到的是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影響力。
美國斡旋的失敗或者說收效甚微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其奉行的“美國第一”的政策在國際政治的舞臺上，即使是在盟友之間很難奏效，美國建制派多年苦心經營的控制力被削弱，本來固化的國家關系被盤活。
雖說中國也不愿看到日韓沖突升級，因為這會破壞貿易供應鏈和價值鏈，無形中也增加了我們的貿易成本。
總的來說，日韓沖突對我們的影響是有限的，但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
一是本來與我國共同擁護全球化、自由貿易的日本態度突然改變，開始效仿特朗普利用科技優勢打貿易戰，而中日之間的矛盾并不比日韓矛盾少，因此值得我們警惕；
二是期待已久的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前景不容樂觀。
眾所周知，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日韓產業鏈的依賴性和互補性不斷加深，在這情況下，建立中日韓自貿區有益于每個國家，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
然而事與愿違，每當談判進入關鍵階段總會出現“問題”。
2012年啟動談判時便出現了“釣魚島購島”事件，中日關系一度到達冰點。
這不禁讓人疑惑：
這背后似乎有一股力量在全力阻止中日韓形成東亞的自貿區。
（文章來源：中國日報“世界觀”微信公眾號）
（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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