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2月25日電(記者張典標、蔣成)2月25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擺脫“貧困陷阱”，只因“窮在深山有遠親”》的報道。
住在縣城新房里，回憶起兩年前的一段往事，高玉珍一臉慚愧：“我險些把上門的親戚趕走了！”
高玉珍的舊家，在貴州畢節市納雍縣董地鄉聯和村。精準扶貧前，畢節是典型的深貧地區，董地鄉更是貴州20個極貧鄉之一。
高玉珍說的“親戚”，是駐村扶貧干部。那時，他們一遍一遍地動員高玉珍搬遷到縣里的安置點，不厭其煩地向她描繪新房子新生活。然而，高玉珍和丈夫楊文國信不過這些外來面孔。雖然夫妻倆也知道，守在窮山惡水的聯和村，永遠也過不上好日子，但窮怕了的人，對搬離故鄉也天然有一種恐懼，“去了城里，水泥地上怎么討生活？”
如今，不僅“討”到了生活，而且過上了以前連做夢都不敢想的生活，高玉珍發自內心的感謝那些動員、幫助她家搬遷到縣城安置點的“親戚”們。“過年前，我想給這些遠方的‘親戚’快遞點土年貨，可他們說啥也不讓！”
廣州天河區組織納雍勞動力到天河區務工。受訪者供圖
“遠親花名冊”
搬下山之前，高玉珍和鄉親們喝的是望天水，走的毛狗路，住的是茅草房，種的是偏坡地，吃的是苞谷飯。望天水就是雨水，毛狗路是崎嶇不平、窄得只容得下毛狗（狐貍）走的山路，偏坡地是掛在喀斯特石山上的薄地。
高玉珍說，住在山溝溝里，怎么折騰日子都不見好，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只有山里的回音。靠親戚朋友？他們自己都顧不過來。
這正像《貧窮的本質》一書中所說的那樣：貧窮就像一個陷阱，讓深陷其中的人無法逃離。此書作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絲特·迪弗洛，他們指出，身處“貧困的陷阱”，如果沒有外力幫助，很難擺脫困境。
“窮在深山無人問”，在中國曾經是無人不曉的俗語，也是千百年來窮苦百姓得不到外力幫助，在“貧困陷阱”中自生自滅的宿命。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進入新時代，“貧困陷阱”注定不再是高玉珍們的宿命。
隨著山溝溝里迎來一波波的“遠親”，擺脫“貧困陷阱”的時候到了。
在納雍厙東關鄉李子村，扶貧特崗金麗把這些“遠親”都記在了“村級遠親花名冊”上：村里的扶貧車間是民革中央援建的，通村通組路是省里出錢修的，危房改造用的是廣州天河區的資金，觀光旅游有廣州企業的功勞……金麗掰著手指一個個數，從中央到省市，從縣到鄉鎮，從東西部扶貧協作到社會企業幫扶，一下列出20個“遠親”。
金麗說，其實各個“遠親”干的事并不能區分得一清二楚，更多的時候是共同出力干好一件事。比如搞養牛，牛圈是廣州天河的企業建的，養殖技術和管理是民革中央支持的，產業資金是市縣里出的，土地是駐村干部協調的。
搬遷戶在貴州省畢節市納雍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內的扶貧車間里工作（3月9日攝）。新華社記者駱飛攝
納雍縣副縣長宋邦達手里還有一本“縣級遠親花名冊”。宋邦達說：“在脫貧攻堅的路上，納雍并不是孤軍奮戰。納雍縣有四方面‘遠親’：第一是民革中央，發揮的是民主黨派聯系廣泛和智力優勢；第二是東西部扶貧協作的深圳和廣州，發揮的是前沿城市先進的發展理念和經驗優勢；第三是中央和省市相關定點單位、企業，不僅提供人力物力，還一起推動落地；第四是社會企業，共同形成協同一心的親戚網絡。”
宋邦達介紹，近年來，這些“親戚”總共向納雍縣派出600多人幫扶隊伍，共計投入、引來幫扶資金超過10億元，涉及產業、教育、基礎設施、勞務輸出等多個方面。
“多虧了這幫‘遠親’，一個時代結束了。”在納雍豬場鄉硐口村，曾經的貧困戶王云飛感嘆，“過去小伙子唱的是，小妹我想你在心頭，家窮無法把你勾，說的不是害羞話，我家鍋瓢碗盞在外頭；而現在他們唱的是，走路不濕鞋（方言發‘孩’音），吃水不用抬，燒火不用柴。”
有些扶貧干部結束幫扶離開后，村民還一直惦記著。他們被納雍人親切地稱為“大姐”“金花”“校長媽媽”。
“結親戚”方法論
主動“攀”高玉珍這個“窮親”的人有十來個。有省里市里的，也有縣里鄉里的，還有從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等地大老遠跑來的。
羅珍玉是董地鄉黨委書記，也是高玉珍的幫扶干部。
“攀親戚并不是通水管，一通百通。更像是解亂線團，一個結接著一個結，每個結都很重要。”羅珍玉總結說，上門一次，貧困戶的顧慮就消除一點；幫扶一次，貧困戶的信任就多一分。
納雍玉龍壩鎮巖腳村的老黃，脫貧攻堅開始時家里還沒通電。駐村干部伴著狗吠，上門給老黃立電線桿，接線通電，老黃像和自己沒關系一樣，都懶得搭把手；工作隊幫他修了牛圈，他還是不搭理人；最后幫扶干部手把手教他打掃庭院，他才喝止住了狗吠，拿袖子擦了擦板凳，招呼幫扶干部坐下，說了一陣掏心窩的話。
民革中央派駐巖腳村的第一書記艾巖說，光“攀”老黃這么一個親戚，駐村干部就前前后后去了幾十次。
當巖腳村的駐村干部們把“毛狗路”一段段變成水泥路的時候，原本觀望的村民，爭著投工投勞，生怕自家趕不上；那些質疑的人，到了最后甚至穿著解放鞋就沖進工地里，搶著干。駐村工作隊員李健成記得，路修好之后，老年人吧嗒著煙斗，一副滿足喜悅。小媳婦們趕緊去買新鞋，趕場串門都穿著，小伙子比著買摩托車，中年人則紛紛買了農用三輪車。
有一回，李健成聽到鄉親們在新修的路邊閑聊，“老話說遠親不如近鄰，這些和咱不沾親不帶故的干部，可比親閨女還好”。聽到這句話，李健成一陣溫暖流過心頭。
一家一戶磨嘴皮，一樁一件抓落實，外來的“遠親們”逐漸打開局面。
“貧困戶其實很怕被瞧不起。想和貧困戶攀親戚，就別高高在上嫌棄他。多到貧困戶家里串串門，別怕椅子臟，也別嫌遞過來的碗破舊。”在金麗看來，攀親戚的第一步是理解和尊重這些“窮親戚”。
廣州市天河區駐納雍扶貧協作工作隊通過直播帶貨打開了“滾山雞”在廣州的市場。受訪者供圖
“遠親”幫“滾山雞”變成了“脫貧戰斗機”
結成了“親戚”，也有摩擦、紅臉的時候。
去年4月，受疫情影響，納雍幾十萬只“滾山雞”遭遇滯銷難題。廣州市天河區駐納雍扶貧協作工作隊通過直播帶貨打開了“滾山雞”在廣州的市場，解了納雍縣“滾山雞”產業的燃眉之急。
“滾山雞”在納雍的山林間摸爬滾打，吃起來肉質清香鮮甜，過了老廣的“舌頭關”。可發貨卻出現發錯單、沒賣相、新鮮度不夠、大小不一等問題。這些影響銷售的問題，本地人覺得無所謂，認為外來的幫扶干部小題大做了。
“第一步沒邁好，‘滾山雞’的牌子就砸了。”廣州市天河區駐納雍扶貧協作工作隊隊長鄒學飄有點恨鐵不成鋼。直到被嚴厲提醒之后，“滾山雞”產業帶頭人劉健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開始規范屠宰和發貨流程。
“摩擦、紅臉，都是為了在走之前多教我們一些帶不走的本事。”劉健說，“直播帶貨之后，天河區派駐納雍的工作隊繼續倒逼‘滾山雞’產業升級，不但引進廣東企業幫助延伸產業鏈，開發出鮮雞之外的深加工產品，還幫助‘滾山雞’進入大灣區菜籃子。”
原來養雞只為鹽巴錢。現在納雍每天供應一萬只“滾山雞”給大灣區，每年銷售額1.2億元，成了“脫貧戰斗機”。
在鄒學飄看來，幫扶并非完全是“遠親”單方面付出，而是一個雙贏的過程。
廣州市天河區駐納雍扶貧協作工作隊隊長鄒學飄與納雍縣茶農交流。受訪者供圖
以廣州天河和納雍為例，一方面，納雍脫貧摘帽，學到了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展理念；另一方面，納雍的優質特色產品也源源不斷供應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干部更對三農有更真切的認識，知道怎么和農民打交道，學到了貧困地區干部毫無怨言的奉獻精神。而廣東的企業進入納雍投資，既推動了納雍經濟發展，也為粵企提供了商機。
在自身的努力和“遠親”的幫扶下，去年11月23日，包含納雍在內的貴州最后9個未摘帽貧困縣脫貧，意味著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清零。
（張典標、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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