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9月16日電 香港《南華早報》9月16日刊發法國公共衛生專家紀堯姆·扎古里和上海紐約大學勞里·安德伍德教授的評論稱，中國學生新學期正常返校上課的事實證明，面對疫情，能夠迅速返回工作崗位和課堂也是寶貴的自由。西方式的民主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推動社會進步、促進經濟增長和解決緊迫社會問題的最佳社會政治模式。
文章說，隨著世界各地的孩子陸續開學，中國等東亞地區的學生和家長面對新學年時更加平靜，對疫情擾亂教育的擔憂更少。
重要的是，這里的大多數孩子都是返校上課，獲得面對面教學和校園社交的全部好處。大多數家庭并不擔心疫情暴發的可能性，因為偶爾發生的疫情會得到迅速、有效的控制，直到疫情消退。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美國的“返校”季，學生還會在校門口看到抗議者激烈反對孩子戴口罩。在歐洲，類似的困惑也發生了。
文章說，到目前為止，很明顯東亞總體上比西方更有效地控制了病毒。情況很清楚，成功地遏制病毒需要實施關鍵的公共衛生措施。對公眾來說，這些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離；迅速對新冠患者進行檢測、追蹤和隔離;醫院要有足夠的設備、人員和空間。
既然“如何”抗擊病毒已經眾所周知，為什么東亞社會的死亡率遠低于西方社會?
我們認為，結果證明了在東亞出現的一種新的社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我們稱之為“數字儒學”（digital Confucianism）治理。這種模式將儒學與不斷進步的技術相結合，更加適合遏制病毒的大流行。
例如，在中國，每次出現零星疫情，政府都會迅速做出反應，封鎖特定場所、地鐵站或機場——直到所有新冠患者住院，所有接觸者都被隔離。
中國現在基本上進入無現金社會，幾乎所有的消費交易都是通過移動電子商務進行，人們可以無縫接受顯示個人健康狀況的應用程序。在全國范圍內，進入公共場所刷健康碼已是“新常態”，根據接觸情況分別顯示綠色、黃色或紅色。
有人會問數字追蹤是否侵犯了個人隱私?
事實上，我們的中國同事和朋友都沒有對此抱怨。在過去兩年里，我們反復聽到的評論是，“我們很幸運能在中國，因為中國很安全。”
在整個疫情期間，作為教育者和醫生(以及家長)，我們身處中國，親眼目睹了數字技術的諸多好處。
作者寫道，我們在法國的許多朋友還在熱情地捍衛隱私權，以自由的名義拒絕大規模使用數字追蹤。然而，能夠在數周內而不是數月或數年內重返工作崗位——從而避免因在家工作而造成的孤立、壓力和疲憊，包括降級、暫時休假或失業——這不也是一種自由的形式？
餐館、劇院和旅游行業能夠迅速重新開張——與西方國家長期保持社交距離形成對比——也是一種自由。
最重要的是，能夠親自送我們的孩子返校，避免長期“在家學習”對青少年的有害影響——包括抑郁、冷漠和其他精神健康問題——這是非常寶貴的自由。
在許多方面，新冠疫情表明，西方式的民主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推動社會進步、促進經濟增長和解決緊迫社會問題的最佳社會政治模式。
“數字儒學”治理將繼續存在，并將在整個東亞被用于有效地解決一些緊迫的社會問題，在打擊犯罪、環境保護和減貧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方面的進展將遠遠快于西方國家。
文章最后呼吁，我們殷切希望西方能夠認識到數字儒學治理的益處，并開始奮起直追。
（編輯：齊磊 劉世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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