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求職者中鮮有人知道，他們獲得工作的機會取決于與簡歷一起上傳的個人照片。學校應家長要求配備白人教師和管理人員，這是業內幾十年來的公開秘密。負責為國際學校招聘教職工的公司Teaching Nomad對此設置了一個簡單的系統：據公司的前員工透露，候選者被分為兩個等級，第一等是白人，其他人都屬第二等。該公司還注明每所學校所需的教師類型，“僅限白人”是下拉菜單中的選項之一。

學校越精英就越不多樣化

國際學校招聘啟事直言不諱地指出什么類型的候選人應該申請有關職位：近期的一則招聘廣告寫道“僅限白人”；沙特某校的招聘廣告聲稱“必須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金發碧眼的白人）。該行業中存在一種經驗法則，即學校越精英，員工就越不多樣化。

今天的國際學校確保孩子們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是能進入英美名校的前提。權力從小時候就聚集在一起，孩子們與將被塑造為全球精英的同齡人建立終身聯系。從此類學校走出的名人包括洛克菲勒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諾基亞與渣打銀行的前首席執行官、荷蘭國王和英國首相約翰遜等。

從幼兒園到高中，我一直在日本神戶就讀于一所由加拿大傳教士創立的國際學校。在校期間，我從來沒有問過為何必須熟記美國每個州和首府的名稱，但畢業時卻不能在地圖上指出日本的大多數行政區。日語是選修課，沒有人質疑亞洲的一所學校內為何沒有亞洲人擔任領導或管理職位。在這個由白人教師主導的行業內，數十年來的研究凸顯白人學生占據的優勢。在同種族教師的教導下，學生們往往能取得佳績并受到較少處分。白人教師更有可能認為白人學生有天賦。

歧視詞語成了玩笑？

當我1994年高中畢業時，全世界的國際學校不超過1000所。但跟蹤該行業動態的英國企業ISC Research的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國際學校的數量增長4倍，在校學生驟增5倍，學費收入飆升9倍。目前幾乎每個國家至少擁有一所國際學校，僅迪拜就號稱有300所。

家長和教師中出現一種排名系統，將學校劃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通常主要由西方教職員工組成，獲得西方機構的認可，當地學生僅占一小部分，是外交官、銀行家和高管們的首選。第二等級學費稍便宜些，更本地化些。第三等級是幾乎完全面向本地市場的營利性企業。而有色人種教師最難進入第一等級學校。前國際學校教師海蒂·戴克·希爾蒂曾撰文回憶，有的父母第一眼看到菲律賓老師就轉身離開，對印度老師心生抵觸，并聯合起來抱怨加拿大籍越南裔老師。

在稀缺的“一等”國際學校中，1924年創立的日內瓦國際學校擁有來自140個國家和地區的學生。“追求多樣性是學校DNA的一部分。”該校副校長柯南·德·王爾德如是說。然而，該校絕大多數教師和領導層是白人。這種失衡產生了后果。5名曾在該校就讀的學生講述了學校通常不愿意或無法承認的種族歧視行為。在一個案例中，一名黑人學生向管理人員報告有同學經常使用“黑鬼”一詞，并問這是不是種族主義。結果管理人員反問：“也許這是個玩笑？”

讓數據說話

幾十年來，我從未想過我的老師中幾乎沒有任何一位屬于有色人種。我曾認為我的國際學校教育遠優于我可能在日本當地學校接受的教育。我曾不加鑒別地接受國際學校商業模式的核心假設：西方最好。

但數據并不支撐這種假設。對世界范圍內的大學預科學業表現進行的最嚴格對比顯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西方或英語授課能產生更好的效果。經合組織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對15歲學生的閱讀、數學和科學水平進行的評測顯示，2000年以來，東亞國家的評測結果一直高居最前列。

國際學校行業發現自己處于一種奇怪的逆轉狀態——作為20世紀自由主義的旗手，它正受到抨擊，被視為不合時宜且有毒的殖民主義遺產。教師們在公開信中站出來指責學校、管理人員和招聘人員的種族主義行為。（作者娜塔莉·奧比克·皮爾森，王會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