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沖突爆發之后，美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及俄羅斯的反制裁，不僅嚴重破壞了國際經濟貿易秩序，而且極大動搖了經濟全球化的制度根基。二戰后建立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正向二戰前的地緣政治經濟安排方向倒退。世界經濟格局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調整，時代主題由“和平與發展”向“安全與發展”轉換。

全球經濟出現了兩個趨勢，即基于價值觀之上的“小院高墻”和以安全為上的產業鏈重組。已經成立的、以日本為龍頭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CPTPP) 11國，2022年剛成立的、有中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RCEP) 15國，和由美國倡導的、擬成立的“印太經濟框架” (IPEF)，是在亞太和印度洋地區形成的三個不同的多邊圈子，有著不同的機制安排。美國相繼出臺了《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芯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在采用或懲罰或補貼的方式力促產業鏈回流美國的同時，將產業鏈集中于價值觀相同的國家或地區。

烏克蘭危機導致全球能源與糧食價格暴漲，推動全球經濟由“類滯漲”快速滑入滯脹。種種跡象表明，2023年全球多數經濟體陷入衰退已是大概率事件。主要國際機構均已明顯下調對2022年和2023年全球GDP增長的預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2-2023年，全球大約1/3的經濟體將至少連續兩個季度出現收縮。即使在經濟實現正增長的國家，民眾也會因價格上漲和實際收入減少而“感覺像是經濟衰退”。

受烏克蘭危機和世紀疫情的雙重沖擊，世界正經歷產業重構與地緣政治重構的互動過程，對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國經濟構成重大挑戰。

2022年中國經濟表現不及預期，增速第一次低于國民經濟年度計劃目標，而且是1990年以來第一次低于其他主要亞洲國家。這對力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而言，是一個嚴峻考驗。雖然政府采取了以出口增長對沖消費疲軟、以基建投資增長對沖房地產投資萎縮的經濟策略，但受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和基建投資疲態的影響，這一邏輯目前難以為繼。2023年，中國必須采取有力措施推動經濟好轉。

全球產業格局的重構既是去全球化的表現，又是全球化新安排的機會。

首先，全球產業鏈正向歐亞大陸中心方向集中，從而使“一帶一路”的意義凸顯。在“一帶一路”沿線，已有上海合作組織和RCEP兩個多邊國際機制。而中國處于樞紐地位，是主要成員，同時又具有龐大的制造業，可以在“一帶一路”產業鏈中發揮強鏈補鏈作用。事實上，烏克蘭危機所引發的制裁與反制裁，已使廣大發展中經濟體認識到自身的利益，而不再完全地選邊站隊，這突出表現在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機制的擴員，以及以首屆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為標志的中海戰略合作關系的成立。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已取得巨大進展，并將繼續取得進展。

其次，中國應大力投資低碳經濟，這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方向，也是抵制“脫鉤”逆風的重要抓手。在房地產投資出現轉折性下降以及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出現疲態時，低碳經濟是目前可以把握的投資方向。相對于芯片等高科技產業，中國在低碳技術方面同發達國家沒有代差，甚至處于領先態勢，例如供給端的風光電技術、需求端的新能源汽車及電池技術。如果說芯片等中國仍有代差的產業和技術較易被美西方打壓，成為“脫鉤”壓力較大的產業，那么在低碳產業的賽道上，美西方沒有優勢。相反，中美乃至全世界都認為這一賽道是需要加強合作的領域。

第三，對于房地產業歷史性下行帶來的金融風險，必須做好政策準備。預計從2022年開始，中國人口將轉入負增長，這標志著房地產靠人口增量所產生的剛性絕對需求增長的年代已經結束。區別于過去房地產需求旺盛導致的市場波動，尤其是價格波動的問題，當前出現了全國性的普遍需求不足。需求端的急劇變化不僅使供給端嚴重不適應，而且極易導致金融快速去杠桿，目前出現的因交樓拖延而導致的停貸現象就是信號。房地產業占中國GDP的16%，加上其前后關聯的行業，對宏觀經濟表現影響巨大。

第四，烏克蘭危機沖擊著全球金融市場，其中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美元指數大幅波動的風險。美元指數是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與黃金脫鉤后出現的，迄今共發生過三次大幅上升與下降的過程，都給世界經濟造成重大沖擊。歷史上，美元指數大幅升高在導致發展中經濟體貨幣及債務危機的同時，也導致國際貨幣結構發生變動，并造成相應的金融動蕩。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的測算，目前阿根廷、土耳其、黎巴嫩、尼泊爾、緬甸、巴基斯坦、秘魯等多個經濟體都面臨債務違約風險，而中國正是其中不少經濟體的最大債權國，這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外部風險。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Rising headwinds"

責編：宋平 劉夏

編輯：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