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日前召開的G20峰會，核心議題包括全球不平等、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治理改革。隨著特朗普政府即將上臺，未來美國的政策立場可能對這些議題持抵觸態度，G20能否真正有效應對這些問題令人存疑。IMF、世界銀行等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現有的運作方式沒能解決饑餓、不平等等問題，反而加劇了這些問題，而美國在這些機構中的主導地位令改革更加困難。
11月18日至19日，G20峰會在巴西召開，此時距離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還不到兩周。美國的政治體制有一個奇特之處：從大選日到新總統就職典禮，中間有長達76天的時間，也就是說選舉完畢并不意味著行政權力立即更迭。這76天的時間被保守派智庫蘭德公司描述為“最危險的時期”。
蘭德公司的這個說法是在大選前提出的，當時它認為，本屆大選結果揭曉后可能爆發暴力沖突。現在看來，爆發沖突是不太可能了，但由于其他原因，這一段過渡期仍然是危險的。
就在G20峰會召開前不久，11月9日至16日，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在秘魯召開。不論是G20還是APEC，都與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地位有著深深的淵源。長期以來，G20和APEC的總體政策方向制定和多邊協調都有賴于美國的積極貢獻。然而時至今日，以上這些前提條件都不再成立了。
隨著拜登政府卸任在即，它現在的第一要務是抓緊任上最后的76天時間，加速推進自己的議程，把生米煮成熟飯，以免特朗普上臺后生變。在這種背景下，G20不太可能成為美國的高度優先事項。對于現在的拜登政府而言，G20的用處不大；同樣，對于G20來說，現階段的美國也不可能作出什么貢獻。
巴西總統盧拉提出了今年G20峰會的三個核心議題：加強“全球南方”國家在關鍵國際機構中的參與，解決全球饑餓和不平等問題，關注能源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挑戰。
這些都值得稱贊，但G20真的有能力應對這些挑戰嗎？如今的G20究竟是解決方案還是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不公平的發展與當代全球金融結構密切相關。二戰后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和世界銀行仍由西方大國主導，美國還擁有對IMF決定的否決權。
IMF扮演著“最后貸款人”的角色。表面上，IMF旨在幫助各國在面臨國際收支問題時處理流動性問題，但它發放的貸款都是有附加條件的，不但沒能緩解全球不平等和貧困，反而阻礙了各國解決貧困問題的努力，最終助長了這些問題。研究還表明，IMF的條件限制還加劇了失業，而不是減輕了失業。
支撐IMF全球運作的治理機制和貸款條件問題，G20有能力解決嗎？
在過去的五年里，全球饑餓問題變得更加嚴重。據聯合國統計，同2019年相比，今天全球面臨饑餓的人口數量增加了1.22億，達到了7.35億——幾乎十分之一的人吃不飽。盡管各國就饑餓問題講了不少話，但情況并沒有改善。今年的G20峰會能否促使全球在這方面的政策發生重大轉變？
就能源轉型而言，目前的形勢似乎比過去幾年的任何時候都更具挑戰性。對綠色能源發展融資的承諾不足阻礙了全球的綠色轉型的努力——只有中國是個例外。樂施會數據顯示，發達國家至今尚未兌現1000億美元的氣候融資承諾。
特朗普本人將氣候變化描述為一場“騙局”，并在大選前表示，他將加速美國頁巖油行業的發展。“鉆井！繼續鉆井！”是他競選前的口頭禪。至于全球金融改革，特朗普明確表示，他將抵制任何可能削弱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舉措。對特朗普來說，美元失去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就相當于輸掉了一場戰爭。然而，正如巴西總統盧拉所指出的那樣，要解決全球不平等問題，就需要從根本上重塑全球金融機構，使美元不再享有這一特權。
雖然特朗普沒有參加今年的G20峰會，但他的陰影仍籠罩在峰會上。在主辦國提出的三個關鍵議題中，這位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至少在兩個問題上敵意滿滿。
G20曾經是關鍵的多邊經濟政策協調的平臺，也是需要跨國協議才能解決的問題的平臺。就目前來看，國際地緣政治氛圍緊張，加上美國未來對多邊機構的承諾備受質疑，G20背上的擔子恐怕過于沉重。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南方”恐怕將不得不尋找其他論壇來進行有意義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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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Pivotal moment for G20"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劉夏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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