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5月29日電（記者 趙旭）在甘肅省敦煌市的西湖自然保護區，每年10月至11月，大片胡楊林在陽光下綻放出耀眼的金黃，仿佛為沉寂的戈壁披上一層流動的光輝。白日里，當巡護員路生榮打開洞屋的門，成束金色的陽光便傾瀉而入。
門外，是無邊無際的沙漠。風蝕與烈日將富含鐵錳氧化物的礫石染上深色，為這片黃沙世界增添了幾分蒼茫與厚重。
“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生命，包括我自己，都是被這些自然力量雕刻出來的。”路生榮說道。
在過去四年里，位于保護區西部的這處洞屋既是路生榮的工作地，也是他的居住地。洞屋開鑿于高聳如墻的雅丹地貌之中。“Yardang”（雅丹）一詞來源于維吾爾語，在維吾爾語中，“yardang”意為陡岸或侵蝕形成的壟脊，這個詞最早由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于20世紀初在其羅布泊地區的探險中引入學術界。他在那里首次記錄并描述了這種被風侵蝕形成的特殊地貌。
在甘肅敦煌，大面積雅丹地貌構成了敦煌雅丹國家地質公園，而位于雅丹地貌之中的敦煌西湖保護區土梁道保護站，就緊鄰著國家地質公園。
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綠洲重鎮，敦煌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通往中亞及更遙遠地區的重要門戶。早在公元前2世紀，絲綢之路的開通便帶動了數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與土地開發，使綠洲一度繁榮興盛。然而，荒漠始終潛伏于邊緣，從未真正退去。到了18世紀，沙漠開始迅速擴張，濕地日漸消退，人口的持續遷入與耕地的過度開墾導致水源枯竭，為沙漠的蔓延打開了通道。
“我們曾對自然造成過傷害，現在必須努力去修復它。” 巡護員路生榮這樣說道。他指出，保護區名為“西湖”，正是對昔日水草豐美景象的紀念——那時，敦煌以西的廣大區域湖泊星羅棋布，濕地密布。
“如今，我們負責管理一片約66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護區，其中濕地面積約為970平方公里。”路解釋道，“也正因如此，這片區域被視為阻擋沙漠入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它不僅守護著周邊的生態系統，也間接保護著舉世聞名、位于保護區東側約145公里處的莫高窟。”
嚴酷的現實
這片自然保護區成立于1993年，而路生榮是在2011年、28歲時成為其中一名巡護員的。
他說，自己接到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制作“草方格”。“草方格”是一種源于中國、廣泛應用于西北干旱荒漠地區的傳統治沙固沙技術，將風干后的麥稈或稻草等植物材料垂直插入沙地中15厘米，露出地面20—25厘米，構成1米×1米或更小格子的方形網格結構，其原理是人為地打破風流的連續性，從而削弱風速、固定流沙。
草方格不僅能夠有效固沙，還能攔截雨水；而隨著秸稈逐漸分解，還會釋放出氮、磷等營養元素，改善土壤結構，為植物生長提供條件。
路生榮回憶道，當年他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干活，一直忙到中午，中午氣溫常常高達40攝氏度，已經不適合室外作業了。
“那時候，我所在的工作站——整個保護區共有四個工作站——設在敦煌市陽關鎮東北部的二墩村。村子被廣袤的戈壁沙漠包圍，人們稱它為‘沙漠第一村’，光是這個名字就透著幾分生存的艱辛。”他說。
他還記得，自己住所正處在風口上：“每天醒來，嘴里都是沙子——哪怕門窗關得再嚴，也擋不住。”
“每年春天，經過一個冬季的狂風洗禮，沙子就會堆到房子墻體的一半高。我們提前挖好的種樹溝也會被完全掩埋，得花半個月時間重新清理。不然的話，澆水的時候水就不會存留在溝里而是四處流散，根本無法滋潤樹根。而水在這里比什么都寶貴。”
2021年，路生榮被調任至現工作崗位——位于保護區西北邊緣的土梁道工作站，這里正面臨著來自西側庫姆塔格沙漠（又稱“庫木塔格沙漠”）的直接威脅。
庫姆塔格沙漠以極端干旱、龐大的沙丘體以及與人類聚居區距離之近而聞名，是典型的流動性沙漠。人們普遍認為，沙漠持續東移是導致西湖區域多個大型湖泊與濕地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整個自然保護區已全面禁止任何人類活動。” 路生榮介紹道。
他與另外四位同事的主要職責之一，是監控所有試圖進入保護區的人員——無論是誤入的旅客、偷獵者，還是非法砍伐胡楊樹的人。
胡楊是一種生命力極強的樹種，不僅能在極度干旱的環境中存活，還具有出色的耐鹽堿能力。西湖自然保護區內，分布著中國西北地區最大、最為集中連片的胡楊林。
除了巡護林地，對瀕危野生動物的保護，尤其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野駱駝和普氏野馬，也是重中之重。
“野駱駝有時非常具攻擊性。” 路回憶道。有一次他甚至不得不翻越一道高高的圍欄，才躲過一頭對他緊追不舍的野駱駝。“但真正讓我們感到恐懼的，是蜱蟲——它們叮咬后會引發劇烈瘙癢，甚至高燒，而在野外巡護時，幾乎無法避免與它們接觸。”
他回憶起曾為制作標本而回收一具野駱駝尸體的情景：成群的蜱蟲覆蓋了動物的皮毛，令人毛骨悚然。
據西湖保護區玉門關站站長吳興東介紹，每年6月至9月，大約有120頭野駱駝會從與西湖保護區相鄰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保護區遷徙到這里。“我們保護區的生態健康既受到周邊自然保護區的影響，也會反過來影響它們。”吳興東說。
“目前，我們在保護區內安裝了32座監測塔和14個自動飲水站，用于追蹤這里生活的野駱駝和166匹普氏野馬，確保它們在干旱季節有水可飲。到了冬季，我們還會砸冰開水，讓它們能夠喝到水。”
有時，巡護員還需進行人工干預，營救幼馬，防止它們被種群內的成年雄馬攻擊——后者常將非己所出幼崽視為潛在威脅，試圖將其殺死。
普氏野馬（Przewalski’s horse），又叫蒙古野馬、亞洲野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現存的真正野生馬種，與我們熟悉的家馬不同，它從未被人類馴化過。其名字是以19世紀一位俄羅斯探險家尼古拉·普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zewalski）的名字命名的，是他將這一物種介紹給了歐洲科學界。
普氏野馬原本分布在中亞草原地區，主要棲息于今天的蒙古國、中國西部和哈薩克斯坦部分地區的干旱草原和半沙漠地帶。雖然他們在1969年被認為在野外正式滅絕，然而得益于西方多家動物園與育種項目保存下來的小規模種群，自20世紀90年代起，它們開始被重新引入蒙古及中國西北的多個自然公園與保護區，其中就包括敦煌西湖自然保護區。
孤獨的巡護員
在四個巡護站中，包括吳興東所在的兩個站點尚未接入電網，只能依靠光伏發電維持日常所需。然而，由于光伏電池設備年久失修，儲存的電量并不總是充足。一旦遇上連續陰天或夜晚，室內溫度驟降，有時甚至需要忍受嚴寒。
不過，比起環境的艱苦，更令人難以承受的，是那種滲入骨髓的孤獨。這里是一片荒蕪之地，唯有風聲晝夜低吟。在這樣的地方，同伴的陪伴就顯得尤為珍貴——共同駐守的巡護員成為彼此的心理支撐。
42歲的路生榮就在土梁道站就有一位這樣的戰友——比他年長11歲的田守軍。田守軍自2017年起便在此工作。“我以前是個司機，開著卡車做野外調查都沒問題，可一旦車陷進沙子里，就得自己動手用千斤頂把它弄出來。”他笑著回憶道。
“不過來了這里，要學的東西多了，比如寫巡護報告、做飯。飯我以前在家從來沒做過，現在我們幾個人輪流做飯。”
他一邊說，一邊熟練地拉著一條條當地特色的手搟面。他的廚藝，就是在這間狹小廚房里練出來的——和土梁道站的大多數室內空間一樣，這里是直接從堅硬的雅丹地貌中鑿出的。保護站一共有四個窯洞，每個大約45平方米，建一個要耗時一個半月。
這些地貌曾是遠古海底的一部分，沉積巖層分明，硬軟交錯。“像砂巖、石灰巖這種硬質巖層尤其難以開鑿。”路生榮補充道。“施工時得從上往下傾斜打洞，晚上灌水軟化巖石，第二天再繼續鑿，有時還得用上炸藥。”
就連相伴的小狗也有自己的“雅丹洞屋”——人們為其開鑿了一個小小的陰涼之所，用以躲避風沙和白日熾熱的陽光。
這些洞屋通常沒有窗戶，因為無需通風，全天依靠電燈照明。只有在打開房門的一瞬間，外界的光才會短暫涌入，如同從巖縫中傾瀉而下的水流，瞬間點亮整個屋內。
生命的流動
在土梁道站以西不到100公里處，便是羅布泊——一座早已干涸的鹽湖。1980年，生物化學家兼探險家彭加木在此神秘失蹤，使得這片土地在中國人的記憶中與神秘、荒涼與干旱緊密相連。
“很少有人知道，羅布泊曾是一個龐大的鹽湖系統的一部分，西邊有塔里木河，東邊則有疏勒河注入其中。” 路生榮說道。
20世紀中葉，羅布泊迅速干涸，到1970年代末已徹底沙化。然而，塔里木河與疏勒河這兩條沙漠生命線并未完全枯竭。近年來，國家啟動了大規模生態保護工程，情況已大為改善。
“敦煌市，包括我們所在的自然保護區，位于疏勒河下游。過去多年，上游水源緊張，連農田灌溉都難以保障，更別提讓水流到我們這兒了。”路生榮說，“但自2017年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
得益于水流恢復，這片區域的植被和野生動物數量顯著回升。久違的蘆葦沼澤再度顯現，遷徙的水鳥種類和數量也日益增多——它們重新將這里視為長途遷徙中的重要驛站。
最令路生榮欣慰的是，如今的沙丘已在青草扎根、濕地重現的地方止步不前。“這讓我覺得我們的堅守沒有白費。” 他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大自然對種種保護措施的反應遲緩，無聲地考驗著每一位守護者的耐心與信念。
這種耐心至今仍至關重要。盡管當地生態有所改善，但這里依舊是年降水量有些年份甚至不足20毫米，而蒸發量卻通常在2400～3000毫米之間的極旱之地。
“每年四五月間是沙漠風力最為猛烈的時候。” 路生榮說。他已習慣于在風聲呼嘯中入睡。白天，沙塵暴攪動天地，將世界吞沒在一片熾白的迷霧之中。
長久以來，敦煌的雅丹地貌被稱為“魔鬼城”。在蒼茫大地上，風蝕土丘如堡壘般林立，風穿其間，發出陣陣的嘯聲。然而田守軍卻說，這并不是全部。
“站在保護區邊緣時你也許無法想象，但越往深處走，展現在你眼前的景象就越不同。”他說，“荒涼逐漸退去，碧草如茵的湖泊漸次顯現，金黃的胡楊樹在單調無垠的沙海中驚艷了雙眼。生命那份堅韌而靜默的力量，令人由衷敬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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