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定格了他的笑容。
一位英國青年站在灑滿斑駁樹影的土墻前，頭頂中國草帽，身著粗布襯衫，擼起袖子，面對鏡頭咧嘴一笑。
這是80多年前，身處中國西北支持抗戰的喬治·何克。
這張照片、一雙草鞋、以及其他展品放置在倫敦北郊的哈彭登鎮博物館。今年7月22日，關于他的特別展覽在這里開幕，展覽面積不大，但參觀者看得很仔細。
何克是何許人？是什么讓這個英國小鎮博物館為他舉辦一個紀念展？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是在今年倫敦書展前夕。中國傳媒大學的李琳熙老師把新譯的《原上草：喬治·何克的故事》遞到我手里。墨香未散，她就迫不及待地與我分享起這位哈彭登青年短暫而壯麗的一生。
1915年，何克生于哈彭登鎮。 1938年，他隨姨媽、知名和平主義者穆里爾·萊斯特來到中國。原本，這只是一次“間隔年”的旅程。可在上海，他看見難民成群，聽聞南京大屠殺，心中震動，決定留下來。
此后近八年時間里，何克積極投身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他曾擔任英美多家媒體在華記者、中國工業合作運動西北辦事處的“洋秘書”、陜西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1945 年，何克在甘肅山丹因為感染破傷風不幸去世，當時他年僅三十歲。
“他曾做過記者？”何克多重身份中的記者職業讓我產生了興趣。
“是的，”李琳熙說，她專門就何克在華的新聞實踐做了一番研究。
那時，《曼徹斯特衛報》在華缺少通訊員。沒有任何從業經驗的他，憑著敏銳的觀察力和牛津大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的訓練，很快寫出了第一批報道。他筆下的中國，不是冷冰冰的戰局，而是有血有肉、鮮活的人民。
后來，他擔任過美國合眾社的特約記者，也為英國《新政治家與國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美國《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等報刊供稿。
在閱讀了幾篇何克的報道后，我被他接地氣的文字深深吸引了。
1938年6月，他踏上前往延安的采訪之路。途中，汽車輪胎報廢，他與同伴不得不步行50公里。但何克并不抱怨，反而覺得“這為近距離觀察鄉村生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在路上就展開了采訪。
“一座看似廢棄的廟宇里，住著兩位老人，一個65歲，一個72歲，笑著露出光禿的牙床。我用中文問：‘八路軍，好不好？’你甚至不必聽他們回答，兩人已經咧著嘴笑了。”
何克還仔細察看沿途的路人：“軍用卡車來來去去。有馬隊運載著當地生產的火柴，準備賣到西安去。獨輪車隊推著供應給延安的面粉，帶出一片塵土飛揚。有時會經過一位高貴的女士，舒適地坐在驢背的馱墊上，帶著她的寶寶去走親戚。遷徙的學生和志愿加入八路軍的人徒步前往延安，身無分文，只帶了牙刷、錫杯和毛巾。”
到了延安，何克將看到的景象聯想到周六晚上倫敦公園的情景。“寬闊的場地上正在進行激烈的籃球和足球比賽；裁判的哨聲刺耳，歡樂的人群在旁邊圍觀。緊張的業余騎手在路邊上上下下，輪流騎馬。”
擅長與人交流的何克還跟賣茶水和面條的攤主聊了起來，“攤主們不收我的茶水錢；他們一開始管我叫‘朋友’，但很快就升級成為‘同志’。”
讀到這里，我忽然覺得，他比我更懂得“在現場”的意義。作為駐外記者，我深知跨文化采訪的困難，但他卻能用細節讓英語讀者感受到中國人的友好與樸實。
何克的報道里，并不總是輕快的畫面。在日本侵華戰爭的背景下，何克的筆下出現更多的是士兵傷員、流離失所的難民災民、缺衣少食的婦女兒童……通過與境遇各異的教師、司機、纖夫、工人等人的對話，何克講述中國普通民眾的故事，他們雖遭受苦難，卻不折不撓、頑強地在亂世中保衛自己的家園。
1939年在晉察冀，何克因病休養期間寫下了《趕騾人》，其中寫道：“對村民宋國興（音譯）來說，所有擺在他面前的選擇都看似希望渺茫。日本兵和他很快就會到達山上的岔路口。岔路口的一條路通向村子的高處，中國士兵就駐扎在那里；選擇這條路對宋國興來說意味著自由，或許還有錢拿。另一條路則通往山上，不知去向何處。” 最終他故意繞路欺騙敵人，并為此獻出生命。
后來，何克投身于中國的工業合作運動，與來自新西蘭的路易·艾黎、來自美國的埃德加·斯諾等國際友人致力于組織流離失所的工人和難民進行生產自救，在后方為支持抗戰、供應軍需民用工業物資提供支持。
他還擔任了陜西寶雞雙石鋪培黎工藝學校校長，給當地的孩子傳授實用技能，希望他們畢業后能進入工業合作社。學校取名“培黎”，寓意著“為中國的黎明培育新人”。
彼時，采訪報道已不是何克的主要任務，但他還是沒有停下四處奔走的腳，沒有停下觀察中國社會的眼，沒有停下記錄百姓生活的筆。
1942年，何克將自己作為工合西北辦事處秘書時期的見聞與調查寫成《我看到一個新的中國》（I see a new China），并最終于1944年在美國出版。在該書前言中，何克寫道：
“由于日本人對中國沿海城市的侵略，中國的經濟重心被迫轉移到偏僻的內陸地區……我想做的就是深入到他們中間去，看看戰爭中他們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去研究邊區政府領導下的新的社會形式是什么，在封閉的村莊里，新的工業革命是如何開展的。我想知道的是，學生、教授、商人們怎么樣與農民相處？農民工匠和從上海、漢口來的技工師傅的生活待遇怎么樣？那些曾經住在郊區的難民們生活得怎么樣？……”
八十年前，在新中國尚未成立時，何克已經在西北人民的生活里，看見了一個正在孕育的新社會，在戰火紛飛的暗夜中預見黎明的到來。
不幸的是，1945年7月，何克與學生課外活動時弄破了腳趾，因為只穿了草鞋，他的傷口感染破傷風，幾天后在甘肅山丹去世。他未能親眼看到新中國的誕生。
在病床上的最后時刻，何克請求朋友給他讀一些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中的段落，并要來筆和紙，寫下“把我的一切獻給培黎學校”。
今年7月22日，哈彭登鎮還舉辦了一場紀念何克逝世80周年的講座，講臺上何克的外甥、也是《原上草》的作者馬克·托馬斯向當地居民講述何克在中國的義舉。坐在我身旁的聽眾Diana在鎮上居住了50多年，她對我說：“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個小伙兒啊！我們應該永遠記住他。”
我知道，我會永遠記得何克。當我結束駐外、回到中國繼續報道時，我會時常想起那張泛黃的照片，那個微笑著的哈彭登小伙兒。他在提醒我：作為記者，要到現場去，到人民中去，把看到的那個真實的中國告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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