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訪美，這場賣力迎合美方的外交秀，遭到日本輿論普遍批評。日本有識之士指出，高市政權罔顧經濟民生，不斷推動修憲、增加防衛費以及擴大武器出口，并為了所謂“強化威懾”而“獻媚美國”，這是“完全錯誤的道路”。用炒作外部地緣風險掩蓋國內經濟困境，不過是一場政治障眼法，更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宏觀經濟治理上的束手無策。

高市早苗上臺后推行“高市經濟學”的激進路線，打著所謂“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政策”旗號，迷信大規模財政支出和超寬松貨幣政策，妄圖通過大企業的“涓滴效應”來挽回經濟頹勢。然而，在少子老齡化導致勞動力缺口成為常態、稅收基礎持續萎縮的現實面前，這種寅吃卯糧的做法，已致使日本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突破260%的高危警戒線，對此日本主流輿論紛紛表達強烈擔憂，批評高市“極不負責”。日本央行前行長黑田東彥指出，在當前面臨通脹和日元貶值的困境下，如果持續執行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日本的通脹將進一步惡化。如今，受地緣政治和中東局勢影響，日本正承受“石油溢價”與日元貶值的雙重夾擊，沖擊正從能源領域向民眾生活的多個層面加速傳導。

日本經濟復蘇本就艱難，高市卻執意走黷武冒險之路，進一步加重國民負擔。高市政權極力推動修憲擴軍與軍事松綁，不僅是一場地緣政治冒險，更是一條妄圖復活軍國主義、重走“以軍需促景氣”老路的危險經濟戰略。

高市早苗所代表的右翼勢力，以制造對抗風險為大幅增加防衛費鋪路，用安全焦慮為產業政策轉向背書，試圖借“防衛”之名，為關鍵領域“輸血”。日本軍工企業與政府之間長期存在緊密的利益輸送，巨額防衛訂單被定向輸送至國內財閥。僅2023年，三菱重工便從日本政府手中獲得價值高達1.68萬億日元的訂單。防衛省高官退休后頻頻進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企業擔任特別顧問或董事，利用對武器采購內部規則的掌握，幫助企業拿下豐厚項目。

高市早苗上臺后，將防衛開支占GDP2%的目標提前至2025財年內達成。2025年底，日本政府批準的2026財年預算案中，防衛費超過9萬億日元，實現14連增。通過不斷擴大防衛預算，官僚體系與防務產業之間的利益綁定進一步固化。高市政權還計劃松綁武器出口，試圖讓日本通過武器出口獲利。長期以來，受“和平憲法”限制，日本大型企業的防衛業務只能依賴國內訂單。為此，高市政權積極謀求取消對殺傷性武器的出口限制，計劃全面解禁防衛裝備出口，妄圖讓軍工產業成為日本經濟的“搖錢樹”，以此突破戰后體制的束縛。上述對外出口一旦放開，日本軍工體系將變得更加具有擴張性，為右翼勢力后續推動修憲、謀求介入國際沖突等激進政策調整創造條件。

日本經濟復蘇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然而，高市政權為回避結構性改革可能帶來的政治代價，將政策重心放在防衛和經濟安保領域，把經濟結構改革簡化為針對防務等領域的“危機管理投資”，借此實現短期的民意動員與經濟刺激。為配合此次訪美行程，高市政權在國內強推預算審議，這一總額和防衛預算均創歷史新高的預算案，在眾議院的審議時間卻是本世紀以來最短的。日本媒體批評高市孤注一擲，推動執政黨在眾議院“強行突破”。

高市這一套操作，雖然短期內能催生出“國防泡沫”，但實質上是將日本經濟日益綁上“新型軍國主義”的戰車，最終代價由日本國民承擔。面對近年來高達3.55萬億日元的對美軍購，日本《東京新聞》質問：“日本為何持續投入大量納稅人的血汗錢購買美國武器？是否應繼續這種‘爆買’？”為填補不斷膨脹的防衛預算，日本政府計劃實施涉及煙草稅、法人稅和個人所得稅的防衛增稅措施，直接加重了本國企業和家庭稅負。

高市政權執迷的黷武冒險，絕非挽救日本經濟的解藥，而是一劑加速肌體壞死的毒藥。這場試圖用軍備訂單和狂熱的財政擴張來掩飾治理失能的政治豪賭，注定無法解決積重難返的結構性問題。重蹈軍國主義覆轍，妄圖靠煽動對抗強行拉動增長的邪路，最終只會將日本徹底推向深淵。